论的杰作，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、教条、庸冗之风，形成鲜明对照。

　　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，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，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。

　　万历看后，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，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，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。

　　开挖河之役，看似已经说动了万历皇帝的心，即可成为现实。

　　然而，侯于赵实地查看后，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，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，事先修好丰、沛的堤防，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河的事。

　　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的说法，也与侯于赵一样，“谓开非数年不成，当以治河为急”。

　　万历皇帝听后，很不高兴。

　　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，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，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，指责他们是“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”。

　　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“先治黄河后开“的想法，使开之议再次泡汤。

　　至此，“开河”之议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，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，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，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。

　　这种情况持续到万历二十一年，黄河又决口下漫沛县、徐州，漕运再次被阻。

　　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，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，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，从韩庄向东，引湖水经过彭河走。

　　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，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河的帷幕。

　　之后在万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黄河大水之际，黄河又在徐州黄决口，河道向南迁移，徐州、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。

　　到此时，开挖迦运河已经由考虑变成必须，朝中大臣这才开始支持此议。

　　在刘东星主持下，于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，对河槽加宽加深。

　　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，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河。

　　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，以便纤挽船只，避免湖中行船风险。

　　河虽然初步开通，但尚不能通运，仅能通行小船：“河身尚浅，水二、三尺不等，江浙、湖广粮船重大，艰以通航”。

　　万历三十一年，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河通运，并于次年正月上《请开河酌浚故道疏》，其中提出开河的“六善”、“二不疑”说，更全面阐述了开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，言之具体而现实，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。

　　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，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。

　　李化龙循旧迹，自夏镇南李家口向东经种口，渐转东南郗山，至韩庄折向东，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，全长二百六十里，统称河，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。

　　至此，后世可见的京杭大运河才算彻底确定下来，直到新中国建立，运河依旧保持着现在的河道，再未改变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迦运河的开通，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水患对漕运的阻碍，用清代治河专家、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：“有明一代治河，莫善河之绩。既避黄河之险，又资泉湖之利”。

　　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，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：即“借黄行运”派与“避黄行运”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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