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言之一
人们大概都知道,苏轼在《东坡志林》中,载有“涂巷中小儿薄劣,其家所厌苦,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。至说三国事,闻刘玄德败,颦蹙,有出涕者,闻曹操败,即喜,唱快。”大概也都知道,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:“斜阳古柳赵家庄,负鼓盲翁正作场。身后是非谁管得,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“说蔡中郎”,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。
南宋晚年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则记有“讲史书者,谓讲说通鉴、汉唐历代书史文传、兴废争战之事”(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所载略同)。这里所说的“通鉴”,绝不是指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或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而言,而是略似“通史”之意,与下文之“汉唐历代”是一样的意思。
举述以上三事,我是想用来说明,到了宋代,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,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,也正企求逐步提高,故不论城市的市肆、涂巷,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,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(包括盲人)。但是,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,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,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(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)的粗略梗概之后,再加以演义和穿插,增加一些热闹的、传奇的场面,写成文本,口耳相传。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,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。这许多讲史的文本,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(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)的充实修改,最后便结集为《三国志演义》、《五代史平话》、《水浒传》等书,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。
在《三国志演义》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,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,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,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,这说明,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,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。
可是,在抗日战争期内,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,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,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,挺身而出,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,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。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,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,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,到那里进行演讲,听众则须买票入场。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,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,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。前一期的讲题是“说三国”,后一期的讲题是“说武则天”,听众与日俱增,在重庆这个山城,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。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,距重庆百多华里,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,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。
若问: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?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?我的答复是: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。那时他的正式职务,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,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。
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,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,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,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,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,以增其传奇性质,藉以吸引听众;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,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,加以贯串,然后做出他的讲词。照这样做,按常理而论,则他的讲说,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、讲史人,便应显得枯燥乏味,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,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,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、讲史人员,其根本原因乃在于: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,按需而取,左右逢原,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,既显示出踏踏实实,决不浮泛;所表述的史事,又都生动活泼,引人入胜,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,岂不正是所谓“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”的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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